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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尘封的文化瑰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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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亮尘封的文化瑰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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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成生 … 新闻来源：云南日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7-4  |
为抢救濒临失传的云南少数民族古籍，我省投入２１００万元巨资，开创性地启动了东巴经、贝叶经、毕摩经三大经典古籍出版计划——
语言文字王国
云南历来被人们称为“植物王国”、“动物王国”和“有色金属王国”，却很少有人知道云南还是“语言文字王国”。在山脉纵横、江河密布的云岭大地上，生活着２５个少数民族，除了回、水、满３个民族通用汉语外，其余２２个少数民族使用着２６种语言和２３种文字，是多语种、多文种的地区，更是全球罕见的少数民族古籍资源“富矿区”。调查资料表明，我省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古籍有１０余万册，口碑古籍约４万余种，其中纳西族东巴古籍、傣族贝叶古籍、彝族毕摩古籍最具代表性，内容涉及语言文字、宗教、哲学、医药、科技、人文地理、文学艺术等领域，被称为“百科全书”。
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省在民族古籍的抢救、整理、出版与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直到上世纪末，我省各民族的古籍仍没有系统出版过，使这一特有文化资源处于零散的民间收藏状态，濒临绝境。直到２０００年百卷本《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成功出版，我省的民族古籍整理翻译出版才走上规范化、系列化的道路。
在国家“救书、救人、救学科”这一方略的指引下，全省各级投入２１００万元巨资，开创性地启动了云南民族三大经典古籍出版计划，使这些瑰宝拂去尘埃，闪现熠熠的光彩，为民族文化强省建设服务。而多达３００卷、总字数近２亿字的三大云南民族古籍经典的出版，不但是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基石，还被称为中国出版业的壮举。
文化成果被广泛应用
出版民族经典的现实与历史意义，早在上世纪初就被一些学者、艺术家们充分认识。近一个世纪以来，无数的作家、艺术家、学者在云南民族文化的沃土上吮吸营养，完成了他们的杰作。文化与旅游的联姻，更是创造了三迤大地上的产业神话。
落户在西双版纳的大型歌舞晚会《勐巴拉娜西》就取材于贝叶经故事，这个令傣族人民向往的仙境一般的地方，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出现在贝叶经的记载中。古老传说的重新打造，使歌舞晚会《勐巴拉娜西》实现了双赢：２００７年这台晚会创造了２７１０万元的产值，更重要的是它直接提升了西双版纳的旅游形象，成为这一地区旅游业复苏的“形象使者”。
《鲁班鲁饶》的许多情节取材于东巴经记载，这台恢宏的歌舞之所以如此震撼人，就是他充分吮吸了东巴经的营养，使歌舞成为丽江旅游的一个重要项目，并创造了不俗的经济效益。人们在谈论东巴经的贡献时，总是将丽江古城的申遗成功捆在一起：没有灿烂的东巴文化，丽江古城将是一个空壳，不可能将其打造成一座蜚声海内外的旅游城市。
毕摩经对彝州文化旅游业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园的建造，从它的外型设计到每一面墙上的浮雕作品，全部出自博大的毕摩经；彝人古镇的创意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毕摩经的支持；而大型歌舞《太阳女》则充分展示了毕摩经绮丽的内涵。
东巴经
活着的象形文字
聚居在中国西南滇、川、藏交汇地带的纳西族人民，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创造了一种独特而较为完整的原始宗教文化，因其祭师称为“东巴”，故称“东巴教”，用于书写这种宗教经典的文字也被称为“东巴文”，而这种宗教经典就是“东巴经”。东巴文是一种如图似画的象形文字，约有两千个字符。这种古老的文字目前仍有一些东巴能够译读和书写，被誉为“世界上惟一存活的象形文字”，备受学术界关注。目前被国内外收藏的东巴古籍约有３万多册，完全不重复的就有１０００多种，国内的丽江、昆明、南京、北京、台湾，以及美、英、德、法、意大利、瑞典等国的图书馆、博物馆都收藏有纳西东巴经。
东巴古籍内容广博，思想宏富，具有多学科研究价值，是一宗至为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早在上个世纪初，东巴古籍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国外的巴克、洛克以及国内的方国瑜、李霖灿等学者，从文字学、民族学、人类学角度切入研究东巴经，写出了专著，使东巴经百年来名扬海内外，逐步发展成国际性的学科。
然而，未能将东巴古籍全面完整地收集和翻译出版，这一文化瑰宝就面临着失传的危险。
人们至今怀念那些为东巴古籍出版耗尽心力的仁人志士。
１９５９年秋天，时任丽江县委书记的徐振康毅然决定：“拨出专款，组织专门班子，立即对东巴经进行抢救。”很快，精通东巴经的７个大东巴被请来参加古籍翻译工作。徐振康还先后到昆明、北京请教方国瑜、周汝成等学者，商讨抢救东巴经的大事。原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周汝成先生，被徐振康的精神深深感动，于１９６２年回丽江出任县文化馆馆长，参与了东巴经的抢救工作。在大家的努力下，收集到东巴经５０００多册，整理出５２８本，分１３卷，并编译了１４０多本，还对２２种东巴经进行了石印，分送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省外图书馆和云南省图书馆收藏。
东巴经在２０多年后又幸运地遇到了另一个人——和万宝。上世纪７０年代末，和万宝重新当任丽江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他以超凡的胆识主持成立了“东巴文翻译整理委员会”，并于１９８０年组建了“丽江东巴文研究室”（后升格为研究所），他亲自担任主任，聘请大学者方国瑜当任顾问。１０位年逾古稀。通晓东巴文的老东巴被聘请到研究室，一批风华正茂的纳西族大学生也来到研究室工作，东巴文化迎来了真正的春天。
１９９５年３月，离休回家、身患重病的和万宝满怀深情地给省领导写了一封信，请求解决东巴古籍的出版经费。这封信随丽江行署的报告一起送到了省领导的手中，很快，４００万元出版经费得到了解决。百卷经典出版之前，和万宝蘸着毕生心血，为《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写下了总序。
１９９５年，原文、国际音标、直译、意译四对照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开始排版。在完成了软件开发、人员培训等一系列工作后，通过５年的艰苦努力，２０００年，被列入国家“九五”重点出版工程的百卷本《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出版，并获得了第五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
２００３年８月，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咨询委员会第６次评审会上，《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成为丽江古城文化遗产、三江并流区域自然遗产之后的又一个世界遗产。
贝叶经
刻在树叶上的文化
在我国南部西双版纳等地区，生长着一种类似棕榈树的阔叶树木，名叫贝棕，又名贝多罗树。傣族人民将树叶采摘下来，经过修剪、水煮、搓洗、压平、风干等工序，制成书写材料，将自己信仰的佛教经典、民族历史文化信息刻写在上面，然后装订成册，这就是贝叶经。贝叶经最早起源于印度，后来随南传佛教传入我国傣族地区。经过千百年世代传承，在我省的西双版纳、德宏、孟连、景谷等傣族地区，还保存有大量的贝叶经。傣文贝叶经据传有８．４万卷，现在可查的南传佛教巴利文经典大概有１万种左右，如果每种再分为若干卷，说８万卷并不为过。人们将这种刻写在贝棕叶片上的文化称为“贝叶文化”，贝叶文化是一种跨地区、跨国家的文化现象，有关统计表明，贝叶文化覆盖了东南亚国家近１亿人口。
傣族人民把宗教改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式，把原本超世的荒凉感去除掉，加进了本民族明朗、欢乐、祥和的精神内容，使贝叶文化变成了一种绿色文化、和谐文化、开放文化、柔情文化。学者们在总结这种瑰丽多彩的文化时说，贝叶文化是世界南传佛教文化圈的重要形态，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是联系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文化纽带。贝叶文化对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倡促进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注重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
在专家们的眼中，贝叶文化是一种“活态文化”，因为它至今还在广大的傣族地区被使用着。保留在西双版纳地区的贝叶经有５０００余部，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已收集到３６００多部。数十年来，许多学者和高僧为了收集、整理、翻译出版贝叶经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历史上，贝叶经主要由佛寺收藏。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佛寺收藏的贝叶经遭受了灭顶之灾，大量被“造反派”们集中焚毁，仅有一部分被群众冒死保护下来。勐海县布朗山由于地处边远，受运动冲击较小，成为贝叶经的“诺亚方舟”。接触过贝叶文化研究的人至今还记得一件事：勐龙镇漫景湾村的一个布朗族老人名叫康朗英，偷偷地在被收缴准备焚烧的贝叶经堆中捡出了１０几本，放到瓦罐中埋到菜地里，使这些贝叶经幸免于难。８０年代中期，８０岁的康朗英把珍藏的贝叶经全部交给了国家。
上世纪５０年代初开始，我省著名学者黄惠焜开始系统研究贝叶文化，发表了许多篇相关论文，还主持编撰了《傣族简史》、《傣族文化志》。８０年代他在《贝叶文化论》一书中首次提出“贝叶文化”这一概念，贝叶文化从而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上世纪末，云南大学与浙江大学合作开展“云南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研究”课题，贝叶文化的开发研究作为子课题列入其中，在项目负责人秦家华教授及西双版纳州古籍办主任岩温等人的建议下，西双版纳州政府与云南大学联合组建了“贝叶文化研究中心”。
２０００年，在第一届全国贝叶文化研讨会上，《中国贝叶经全集》的整理翻译出版得到了西双版纳州委、州政府领导和与会专家的支持。从２００２年开始，西双版纳州先后投资７００多万元，启动了《中国贝叶经全集》出版计划。近５０名傣族学者、高僧和汉族学者联合攻关，选出具有代表性、流传面广、影响大的１１３部贝叶经作为入选篇目，经过５年的艰苦劳动，目前已翻译完成了前９０卷，出版了３０卷。全部翻译完成后，总字数将达１０００万字。
毕摩经
原始宗教活化石
在中国西南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４省区的广大地区，散居着一个人口近７００万的民族——彝族。他们是远古氐羌族群的后裔，曾经在辽阔的草原上过着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的彝族先民不断向西南迁徙，最后定居在金沙江、红河沿岸的崇山峻岭之中，创造了特色鲜明的山地文化。在他们的古代社会中，产生了一个独特的阶层——毕摩。善于“祈祷祭献”的毕摩原来是原始氏族公社的祭司，当彝族原始宗教历经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之后，社会意识对人自身的崇拜即祖先崇拜占据了主要地位，毕摩作为掌握丰富知识的新兴神职贵族，担负了“兴祭奠，造文字，立典章，设科律”的职责，从而使彝族社会“文化初开，礼仪始备”，产生了一种更为程序化、礼仪化的原始宗教文化——毕摩文化。毕摩用彝文记录了彝族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内容包括原始宗教、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哲学思想、教育伦理、风俗礼仪、天文历法、医药卫生、文学艺术等，这种用彝文书写的经典，被称为“毕摩经”，确知被收藏的毕摩经有１０００多部。
学者们对毕摩经有这样的评语：举世罕见的最真实、最独特、最具有原始性的宗教“活化石”，它提供了“祖先崇拜”型原始宗教的独特范例，是彝族传统文化的综合性资料库。“独特性、稀有性、真实性、民族性”特征，使毕摩经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遗产。
早在上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楚雄州为代表的毕摩经抢救、整理、翻译工作就已展开，到８０年代初，楚雄州率先成立了彝族文化研究所，毕摩经的收集整理步入正轨。时任州长的普联和对彝族文化的发掘研究非常重视，给研究所配备了人员、办公地点，并落实了办公经费。为了培养本民族的研究人才，楚雄州政府派专人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聘请刘尧汉研究员回故乡兼任研究所所长。与此同时，一批文史学、民族学、语言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被安排到所里工作；张兴、施学生、朱琚元等精通彝文的毕摩也被招进研究所从事毕摩经翻译。此后，云南红河、四川凉山、贵州毕节等地均成立了彝族文化研究机构，各地都收集、整理、翻译、出版了一批毕摩经典籍。这些典籍为全国学术界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在刘尧汉的主持下，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依靠中青年知识分子，研究撰写出版了学术专著５０多部，被学术界称为“中国彝族文化学派”。由刘尧汉撰写的《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等著作，在全国乃至海外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毕摩经为世界学术界打开了一道神秘而多彩的门。
系统翻译出版浩如烟海的毕摩经，为中华文化充实新鲜内容，把珍贵的彝族文化经典有效地抢救保护下来，一直是学者们的梦想。这一梦想在２００５年得以实现：６月，由楚雄州投资１０００万元的百卷本《彝族毕摩经全集》出版项目启动，楚雄州人民政府牵头在昆明召开了滇川黔桂４省区彝文古籍第１１次协作会，时任州长的夜礼斌在会上宣布了出版计划：百卷本毕摩经计划出版文献卷８５卷，口碑卷１５卷，总字数将超过５０００万字，２００９年完成翻译出版任务。
各地彝区的专业人员很快被组织了起来，夜以继日地进行整理、翻译、排版。楚雄州抽调专业人员２０多人，以彝族文化研究所为基础开展译校工作，还聘请３位资深毕摩参与毕摩经的翻译。３年来，这项宏大的文化工程已完成过半，５９卷毕摩经已完成整理翻译，前３０卷通过专家组验收，并于今年４月１５日楚雄彝族自治州５０周年州庆前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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