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的报道说：“国大东南亚研究院与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合作成立亚洲佛教研究中心。”读后思潮起伏。

　　上个世纪初，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认为，无论是儒教或道教都有碍于现代合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他把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归功于新教伦理。然而，当上个世纪东亚经济续西方之后而起，并且取得骄人的成绩时，人们又把眼球转向经济增长因素以外的东亚地区的儒、佛与伊斯兰文化因素。

　　首先用儒家伦理来解释政治经济现代化的因素是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他于1955年在其博士论文《德川宗教》里说：“融合了儒教、佛教和神道的日本宗教在日本的政治和经济理性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后，美国未来学家赫尔曼·康恩（Herman Kahn）在1979年出版了《1979年及其以后的世界经济发展》一书中提出，“美国因为新教精神的衰落而衰落了，而东亚的新儒家社会因儒家伦理而具备高于任何其他社会的增长潜力。”

　　1995年3月20日杜维明教授曾在新加坡发表一篇题为“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的演说，杜教授继《新加坡的挑战》（1989）之后发表了《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1996）。但是，1997年在亚洲发生了金融危机之后，学者们开始指责东亚社会的经济体制，指责亚洲价值观的家族主义、温情主义和官僚主义等，它们交互影响形成了腐败的“裙带资本主义”，这才导致了金融危机。显然的，儒家的“大同世界”与“和而不同”的阐述已经不足以满足时代的需要。

目光投向儒家以外的文明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曾经提出“轴心世纪”的说法。他认为，在公元前600年前后，不论是中国、印度及西方，都有革命性的思潮涌现。在中国，轴心文明的标志是孔子，西方是苏格拉底与亚里士多德，而印度是释迦牟尼。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

　　进入21世纪，学者们纷纷地把研究的目光投向儒家以外的文明，人类又再一次地对历史的回顾。其中就把目光投向释迦牟尼，希望其菩提的智慧能够重新再燃起火焰。2006年4月《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在中国的浙江省举办，随后，11月4日新加坡举行了由新加坡外交部及佛教总会联合协办的《那烂陀－佛教文化联系南亚和东亚研讨会》。2009年3月28日至4月1日，《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将在中国的无锡与台北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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