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手书金刚经
简介
○净土道场云棲寺镇寺之宝
○灵隐禅寺龙宫海藏珍藏
○一代名师为敬献莲池大师之作
○清乾隆皇帝题引首并手书诗文六首附后
○高仿真宣纸印刷 成书尺寸:15X32cm经折装装订,仿古木盒套装。纸张千年不腐,墨色千年不褪,既可供奉,又可收藏。
序
鼎盛时曾有九楼、十八阁、七十二殿堂,僧房一千三百间,僧众多达三千余人。南宋建都杭州,高宗与孝宗常幸驾灵隐,主理寺务,并挥洒翰墨。宋宁宗嘉定年间被誉为江南禅宗“五山”之一。清康熙、乾隆皇帝,南巡西湖,灵隐寺更是必到之处,并多次题留墨宝。
山川脱俗骨,梵刹涤尘埃。灵隐寺自创建以来,高僧云集,文人荟萃,儒释交融,谈禅论道,一吟一咏早己蔚然成为文化大观。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多与灵隐寺结下不解之缘。作为“天下禅宗胜地”的灵隐寺,刻经集萃,亦为古刹传统。昔年永明大师辑《宗镜录》八十余万字,并亲手印制《弥陀塔图》二十三万余本,经卷四十余万卷,使“杭刻冠全国”,刻经、建塔、造像作为古代浙江佛教三大业绩而彪炳千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嘉庆年间,被誉为“一代经师”的阮元出任浙江巡抚。他号召创建“灵隐书藏”,广集世典和历代经集书画文物,选寺僧专职管理,并可外借,成为灵隐历史上一大盛举,后人誉之为“我国最早的公立图书馆”。此外,寺内还存有不少年代久远的佛像、法器、经幢、石塔、御碑、字画等历史文物,这些珍贵的佛教文化遗产使灵隐寺成为了佛教文化艺术的宝库。
时值盛世,灵隐寺以其得天独厚的佛教文化,宏伟壮丽的殿宇建筑和秀美幽雅的自然风光,吸引着海内外游客。为效先贤懿行,将灵隐寺佛教文化艺术推向海外,弘化人间,本社特推出了这套“云林书藏”,作为本寺佛教文化艺术建设的永久项目。这套书藏,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选编:
第一,出版本寺历代住持及高僧珍藏的、具有出版价值的典籍及字画。本寺经整理及清点,发现本寺珍藏了具有文物价值的字画、器物约计四百余件,其中不乏国家级文物,如敦煌唐人写经、宋雷峰塔经卷、明董其昌手书的清乾隆皇帝题签并附手书诗文六首的《金刚经》手卷、北魏佛像、宋代魂瓶、清代竹禅画济公像、乾隆御笔之宝等等(现部分已在本寺地下文物室--龙宫海藏中展出),这些都是本寺历代住持及高僧为本寺留存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我们需要精心保护,并刊印出版,以广为流传,回报社会。
第二,精选一批佛教各宗的基本经典及章节,以特级仿古宣纸石印线装出版,以供信众珍藏、供养及诵读。
第三,本寺现每年定期举办四次高僧大德讲经说法法会,每一次讲经说法的内容,都要整理出版,以供广大信众阅读。
第四,倡导僧人修证佛法,钻研教义,著述立说,本寺将出资为这些修持心得、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以推动传统佛教的现代化建设。
以上,是为《云林书藏》出版缘起,尚望各方大德不吝指教,以使书藏的出版更臻完美。
觉 乘
《金刚经》叙述,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与一千二百五十个大比丘在一起。有一次,到了快吃饭的时候,释迦牟尼便穿衣持钵到舍卫城中去乞化,然后将乞化到的饭食持回祗树给孤独园。食毕收衣钵、洗足,然后端端正正坐下。这时,一个名叫须菩提的长老过来,恭恭敬敬地向释迦牟尼行礼后,问道:人如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怎么办?“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梵文的音译,意译为“无上正等正觉”。佛教认为这是一种能觉知佛教一切“真理”,并能如实了知一切事物,从而达到无所不知的智慧。这种智慧是超人的,只有佛具有。所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下决心一定要成就这种智慧,也就是一定要成佛,这是大乘修行的最终目的。
《金刚经》说释迦牟尼听了须菩提的问题,很高兴,便回答了这一问题。释迦牟尼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如梦、如幻;如水面的气泡,如镜中的虚影;如秋晨的清露,太阳一出就会消散;如雨夜的闪电,瞬息即逝。因此,我们平时所看到的一切事物的形相,实际上都不是它们的真正的形相。事物真正的形相(实相)是“无相”。所以,世界上一切都不值得迷恋和追求,这叫作“无住”。能真正认识到无相之实相,能做于世界万物都无系无念的“无住”,就可以得到真正的解脱。经中说释迦牟尼说法后,须菩提长老及一切天神、凡人、阿修罗(魔神)都欢欣鼓舞,接受了释迦牟尼的教诲。
《金刚经》最后有一首偈颂,是这么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首偈反映了《金刚经》思想的精华所在。
鉴于此经在大乘佛学中的重要性,本寺特以宣纸石印木盒装出版明董其昌手抄本《金刚经》。需要特别一提的是,此本原为云栖寺镇寺之宝,为明代大书法家董其昌(号香光居士)专为莲池大师手抄的,清乾隆皇帝对此抄本亦爱不释手,乃至有生之年七下江南,有六次专赴云栖寺索观香光真迹,并为抄本题引首,且每次观后均在卷尾手书诗文一首,可见此抄本价值弥珍。此抄本的出版,既可作佛教经典诵读供奉,又可作书法名作临摹观赏。祝愿人心向善,正教弘扬,佛法广传,并祝愿净土道场云栖寺得以早日重建,再创往昔辉煌。
木鱼谨序于杭州灵隐寺丈室
一代名师董其昌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以科举入仕,官至礼部尚书。他学识渊博,一生中无论是书法、绘画创作,还是理论研究方面都已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以至他在中国古代书画史上享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董其昌诞生于华亭(今上海),华亭又称松江。松江地区自古以来是文人荟萃之地。董其昌书法早年从学颜真卿入手,后改学虞世南。又学钟繇、二王,并吸取李邕、徐诰、杨凝式、米芾等各家之长,晚年仍归入颜真卿。董其昌虽处于赵孟頫、文征明书法盛行的时代,但他的书法并没有一味受这两位书法大师的左右。他以渊博的学识,独特的视角,以反常人的思维来看待赵、文二人的书法水平,审视书坛的风格走向,为此他发表了一些独有建树的书法理论。如在他的绘画论著《画旨》中曾这样写到:“画与字各有门庭,字可生,画不可不熟。字须熟后生,画须熟外熟。”
董其昌的书法以“生”、“拙”之气给晚明书坛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他的书法理论在晚明书坛引起了强有力的反响。清初之际,他的书法备受康熙、乾隆皇帝的极度偏爱,两位皇帝号召大家以董书为宗,以至清代书坛董其昌书风颇为盛行,董书以压倒群雄之势左右了一代潮流,并在赵孟頫和文征明之后占有一席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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